深化对行贿危害性的认识 加大对行贿的打击力度(图)

编辑:凯恩/2018-10-22 21:59

  必须对“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含义进行明确解释。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和依法治国的要求,我们认为,利益本身没有正当与否的问题,利益的正当性,主要取决于获得利益的程序的正当性。所以,如果以不正当的程序、甚至违法犯罪手段获得的利益,就是行贿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

  深化对行贿危害性的认识 加大对行贿的打击力度(图)  太原市纪委课题组

  一、行贿行为及其现实社会危害性行贿是对权力“温和方式”的干扰,使国家公职人员从内心开始腐化,从而最终在行动上腐败,行贿与受贿系对合性违法犯罪行为,是相伴而生的一对恶瘤,对国家机体和政治生态危害尤甚。

  1.从客观方面讲,主要的原因有:在“人情社会”中,“贿”“礼”混淆,是对行贿行为打击不力的深层次原因;“重受贿、轻行贿”的刑事政策是制约打击行贿行为的重要原因;“利用行贿人来攻破受贿人防线”侦查策略的扩大运用也制约着对行贿行为的打击;行贿与受贿利益结盟加大打击行贿行为的难度;“对行贿者网开一面”惯性行为影响着打击行贿行为的实践效果。

  3.行贿隐蔽性越来越强。行贿者从直接送钱或送物等有形财产向除了财物外间接行贿转变。事前预谋行贿、事后感谢行贿,借礼尚往来行贿,行贿手段层出不穷,所行之“贿赂”从财物演变为赠送干股、安排子女工作、满足性需求等,花样百出。行贿手段和贿赂物的翻新或隐蔽,使通过财产审计、纪检监督和司法机关追究行贿人的责任困难重重。

  提高发现行贿违纪、违法、犯罪的能力。行贿与受贿双方,由于利益相关,敢于冒“同归于尽”风险的毕竟是少数。要打击行贿,必须拓展发现行贿行为的途径。而发现行贿,有赖于办案机关发现途径的扩展,有赖于办案人员办案素质和能力的提高。具体措施如:(1)建立有奖举报制度,从而发现行贿、受贿。当行贿、受贿双方已经形成难以攻破的利益联盟时,发动群众揭露行贿、受贿是比较有效的。要加大奖励的力度,加强对举报者的有效保护,可选择实名举报、匿名举报、书面举报、电话举报和网络举报等方式,逐渐培养抵制贿赂的文化氛围。(2)对重大事项开展多主体、多视角的监督,从而发现行贿、受贿。行贿人往往将凤凰彩票(fh03.cc)重大事项、重点领域作为行动的重点对象,不惜一切手段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其后果往往就是国家经济利益受到严重损失。这就必须积极引入社会监督、新闻监督、微信微博监督等,允许多主体参与监督,允许从多个视角加强监督,让有关责任人定期通过公开方式向公众通报情况,回答公众或有关监督机构的质询等。(3)充分运用技术侦查的权力,发挥技术反腐的作用,以便更好地发现行贿、受贿。改变过去靠“一张纸、一支笔、一张嘴”办案的方式,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科技设备来获取犯罪线索、查明案情、搜集和固定证据,使反腐败起到最大化效应。

  2.立法、解释方面

  建立健全纪检监察与检察机关的办案衔接工作机制。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在反腐败斗争大格局中,党的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履行好各自职责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强彼此间的协作与配合,建立健全更加科学、顺畅的办案衔接工作机制,实现资源共享、工作互动,形成合力,将违纪违规行为、违法犯罪行为统统置于打击的范围内,实现“老虎、苍蝇一起打”、行贿受贿一起抓的效果;要充分发挥党纪、政纪处分与刑事处罚的递次威慑功能,遏制“小恶”于萌芽,防范“大恶”于发端。

  1.政策和策略层面

  对行贿行为区分不同情况严厉打击。要改变过去不分情况,要么一律严打、要么一律宽纵的“一刀切”方式,对行贿行为根据行贿对象、行贿次数、获取利益的性质、造成的后果等,采取区别对待的对策。对于行贿人检举、揭发受贿行为的,要适度宽容,以便查处受贿犯罪;对于通过受贿人坦白交代揭露出的行贿人,要适度从严,以便打击行贿犯罪。

  必须在立法上,或者从立法的解释上,对行贿的数额加以明确,以区别“礼金”和“贿赂”。比如根据刑事司法解释,行贿罪的数额是1万元以上,那么,数额不满1万元的行贿,就是违反党纪和违反政纪的行为;考虑到目前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物价上涨因素,数额在10凤凰娱乐(fh03.cc)00元以下的,可以视为非行贿性质的“送礼”。

  三、对行贿行为打击不力的主、客观原因相比较对受贿行为的打击而言,对行贿行为打击不力,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也是社会对反腐败成效的基本判断,原因何在?

  2.行贿行为破坏公平竞争的秩序。行贿行为使公平竞争机制成为空谈,扼杀公共管理的生机和活力;行贿行为借助行政垄断权获取垄断利益,使这些领域的事业畸形发展,并导致激励机制扭曲,减弱社会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赵世凯摄

  打击行贿,就会影响受贿案件的办案效果。对打击行贿与打击受贿两者辩证关系的误解。打击行贿,固然对于打击受贿有一定影响,但是,如果能有效地打击了行贿,当行贿人受到法律追究的时候,为了获得法律的宽容,是否更有利于激励行贿人举报或揭发受贿者、从而更有利于打击受贿、实现打击行贿与打击受贿的双赢效果呢?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刑事法律三个层面的立法,虽均有详细规定,但遗憾的是,现行的各种规定之间,并不衔接,也不系统。主要表现在:究竟什么样的行贿行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什么样的行贿行为,应当受到行政处罚?并不明确。这样,就造成了“小恶不禁,大恶难遏”的局面。所以,应当以对行贿行为“零容忍”的态度,来对上述《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进行修订,使行贿违纪行为、行贿违法行为、行贿犯罪行为三者之间有一个相对明确的界限,便于党纪、政纪和司法部门在实务中操作,真正实现对行贿行为“把得准”“打得狠”。为此,要做到以下两点:

  行贿没打了,受贿也跑了。将受贿案件的查处完全依赖于行贿人的举报、揭发,似乎没有行贿人的配合,受贿案件就无法破获,受贿违法犯罪就无法得到法律的制裁。

  3.行贿行为是滋生其他违法犯罪的温床。研究显示,行贿人不择手段地“买通”国家工作人员,得到权力的庇护,致使国家工作人员凤凰彩票(fh03.cc)滥用权力为其攫取利益,不惜代价地损害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行贿人普遍会获得数倍于投入的回报。行贿与受贿的“双赢”,致使党员领导干部逐步腐化,懈怠职责,甚至将权力私有化,为人民服务蜕变为“为某些人服务”,大大降低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2.从主观方面讲,主要原因则表现为以下三个认识误区:

  2.行贿人主动性越来越强。行为人从迫于掌握权力的国家公职人员的刁难或惰怠而行贿向主动寻找行贿目标转变。想方设法“发现”行贿对象的软肋,投其所好、送其所需,以“人情随往”“变相行贿”“曲线行贿”“感情投资”等形式,谋求与受贿者建立长期稳定的权钱交易关系。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也证明,主动行贿增多,而遭遇索贿的情形相对较少。

  在我国,关于打击行贿行为的立法,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党纪法规,二是行政法规,三是刑事法律。

  实践告诉我们,只要坚持对行贿行为零容忍的司法理念,只要坚持刑事诉讼的证据原则,就一定能够打破“依赖行贿打击受贿”的僵局,从而实现打击行贿与打击受贿两手都要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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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政策上,对行贿行为实行“零容忍”。中央纪委提出对于腐败问题要“抓早抓小”,这与“零容忍”政策的本质是一致的。为了打击行贿行为,要把过去重打击受贿、轻打击行贿的政策,调整为既要重视对受贿行为的打击,也要重视对行贿行为的打击,对任何行贿违纪行为、行贿违法行为与行贿犯罪行为一个都不放过。只有在全社会造成“行贿行为如过街老鼠”的氛围,才能推动对行贿行为的打击,有效地遏制行贿行为量的增加和质的变异。

  二、当前行贿违法犯罪的基本趋向1.行贿行为指向的领域越来越宽。行贿的对象从主要是国家公务员向更加广阔的领域蔓延,具有群体性、规模性特征,行贿事项也逐渐多样化,多层次打点,向多人行贿,导致窝串案增多,行贿金额不断增大。

  四、加大对行贿行为惩治力度的几点建议重拳惩治行贿犯罪,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对受贿犯罪的釜底抽薪之策,需要整合各方力量,进行多元化、多层次的综合治理,这不仅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协助和配合,更需要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发挥其职能,运用专业手段,才能有效遏制受贿。

  行贿与受贿共同侵害了公共职务行为廉洁性和国家机关正常管理活动,社会危害严重,要有效遏制,就要打防并举,筑牢“防火墙”,从源头上切断行贿、受贿犯罪链条,消减条件,堵塞漏洞,取得长效。

  对非党员或干部行贿人采取有效的打击对策。对于构成犯罪的行贿行为,无论是党员、干部,还是一般民众,都要受到刑法的制裁。对于不构成犯罪的行贿行为,则应当根据相关规定,给予行贿人相应的处分。对于不构成犯罪且既非党员、亦非干部的普通公民行贿的,则应当充分考虑其身份的特殊性,对的确构成行贿行为的,要么建议行为人当地的社区、街办、单位给予批评教育,要么将其打入行贿“黑名单”,使其在商业资格、融资活动、合同交易等领域受到限制。

  3.实务操作层面

  没有行贿人的证言,受贿案件就无法确证。没有充分发掘其他证据在证明受贿案件中的作用,把行贿人的证言当作唯一可靠的证据,实质上与前一个认识误区的错误相同。

  1.行贿行为腐化国家工作人员。在贿赂违法犯罪当中,相对于受贿行为而言,行贿行为是根源。国家工作人员在收受贿赂之后,为行贿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是从内部对国家机体的侵蚀,行贿人的行贿行为则是从外部对国家机器的破坏。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当前,行贿犯罪的猖獗无度与司法底线的一再后退形成鲜明对比,提高对行贿行为危害性的认识,剖析深层次原因,进而在完善立法、强化司法等方面寻求有效遏制行贿犯罪的治本之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刑事策略上,置行贿者与受贿者于“囚徒困境”。行贿与受贿是“双赢”的行为,因而双方往往会建立互信互保关系,同时,行贿者与受贿者也都明白,一旦罪行败露,双方都会受到法律制裁。如果立法上规定行贿人主动交待行贿行为“不以犯罪论处”,那么,受贿人惧怕被告发而不敢受贿,行贿人惧怕人家不收受而不敢行贿,双方处在“囚徒困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遏制贿赂的发生。